故宫博物院藏南宋龙泉窑青瓷琮式瓶。视觉中国供图 　　“赠君一法决狐疑，不用钻龟与祝蓍。试玉要烧三日满，辨材须待七年期。” 　　上述四句诗出自白居易的《放言》，其中提到的“钻龟与祝蓍”是两种古老的占卜方法。钻龟即用龟甲钻孔烧灼以观吉凶，这种龟甲上写的文字，就是近代王懿荣发现的甲骨文中的一种。 　　这种占卜方法在民间一直流传。1994年，重庆云阳县明月坝遗址唐代地层中出土了3件龟腹甲，甲上施圆形的钻孔，有的有灼，有的无灼，正面有兆枝，但未见卜辞。明月坝出土的龟甲很可能是当地居民求雨所用。唐代诗人刘禹锡在一首诗中写道：“钻龟得雨卦，上山烧卧木。”即是描写三峡人为求得播种的最佳时机，利用龟甲占卜以求雨。 　　这种风俗宋代还有，李复在他的《夔州旱》中就说：“夔人耕山灰作土，散火满山卜龟雨。”龟卜在唐宋依旧盛行，所以白居易能够将这种方法写到自己的诗中。唐太宗贞观九年曾经下诏“龟易五兆之外，诸杂占卜，亦皆停断”，说明龟卜还被官方认为是一种比较正统的占卜方式。宋太宗年间编纂的《册府元龟》，书名也保持着龟甲占卜的记忆。宋代以从事迷信职业的人很多，王安石曾经说仅开封一地，卜者就“以万计”，其中应当不乏以龟卜谋生者。 　　祝蓍占卜不为今人所知，但是这种占卜方法的历史同样悠久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专辟《龟策列传》，列传中对蓍草占卜有非常详细的阐述：“闻古五帝、三王发动举事，必先决蓍龟。……闻蓍生满百茎者，其下必有神龟守之，其上常有青云覆之。” 　　蓍草是一种多年生菊科草本植物。古人占卜所使用的蓍草，是秋后采割的蓍草的干枯棱柱形茎秆，其状直且硬。西晋张华在《博物志》中说：“蓍千岁而三百茎，其本已老，故知吉凶。”明代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的“历代蓍草论”认为，“蓍乃蒿属，神草也。故《易》曰：蓍之德，圆而神”。明代王世贞辑、汪云鹏补的《有象列仙全传》一书中，绘有书房内读书的文人，案头摆放着插着一束蓍草茎的蓍草瓶。 　　明代晚期复古思潮盛行，不过与宋朝的复古是为了振兴儒学不同，明代的复古更多反映的是明朝文人对“纵乐的困惑”。新加坡学者康格温在《<园冶>与时尚：明代文人的园林消费与文化活动》中，就专辟一节讨论“文人的焦虑”。在晚明日趋奢华的氛围里，在时局的纷争与命运的不定之中，晚明的文人通过复古等活动，标榜身份认同。在忧虑之日、彷徨之时，一介书生抽一把蓍草，大概也能抚慰一下焦躁的心情。 　　熟悉玉器的朋友一望便知，这件蓍草瓶与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的多节琮非常相像，所以，现在的学者多以琮式瓶来称呼这种形制、不同质地的瓶。多数学者认为良渚文化的玉琮是通神的法器，表现了良渚人的宇宙观，具体的认识和解读又因人而异。这种器型在历史的长河中时隐时现，绵延不绝，从新石器时代的玉琮，到明代的蓍草瓶，似乎又有一种隐藏的脉络将它们相连，让人不得不思考民间知识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。 　　这种内圆外方的筒型玉器，在新石器时代的许多文化中能够看到，如学者许晓东所言，这些玉琮大致可分为两类：一类以良渚文化玉琮为代表，表面装饰神人兽面图案，孔径有大小之分，小孔径的琮目前看为良渚文化所特有；一类以华西地区的齐家文化玉琮为代表，表面多光素，或装饰弦纹，孔径相对较大。即使是良渚文化的玉琮形器，有内圆外方者，也有作圆筒形甚至带盖者，大小、形制、出土部位以及伴出器物有的并不相同，因此被区分为琮、柱形器、筒形器、管类器，暗示着其功能的非单一性。可以说玉琮形器在其作为“物”使用的年代，对它的理解就是多义的。 　　在崇尚“中兴复古”的宋代，琮式器物又有了较多出现，如四川发现的30多处南宋窖藏中，就有3处发现了青铜琮式瓶和龙泉窑烧制的琮式瓶。这些琮显然不是作为礼器使用的。 　　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南宋杜良臣的《致中一哥新恩中除贤弟尺牍》中，笺纸的底纹上印制了一只放在方座上的琮式瓶，瓶中有一朵盛开的水仙。琮式瓶的插花功能延续到了明清，在明代的几种花谱书籍中都有记载，如高濂《遵生八笺・燕闲清赏笺》：“如堂中插花，乃以铜之汉壶，大古尊UEADADYQHKQEHKQHEQ